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1
新常态下的农业发展在理念上有了变化，发展中比较注重人本化的推广，其中尤其重视以人为本培养大批懂技术及善于经营管理的新型农业生产和经营者；对于农业发展推广思想理念的多元化推广方面比较重视，对于围绕着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层面比较重视［1］。
2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趋势性变化
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几个重要方面的变化，对这些发展趋势性变化进行理论分析，有助于了解农业发展的过程，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策略。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趋势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2.1农业资源功能的趋势性变化。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趋势性变化中，农业资源的功能变化是比较突出的。在过去的发展中，耕地、水等这些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农产品供给也主要是通过这些资源的投入来获得。经过长期的发展，对资源及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消耗。我国作为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近些年水资源破坏问题比较突出，这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2］。近些年可持续发展观念进一步深化，国家提倡生态文明理念，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不只是要承担产品供给功能，在具体的生产中也要能有效实现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目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进一步拓展，这样在农业发展的资源功能方面就逐渐发生了变化。2.2农业需求结构趋势性变化。新的发展环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特征就是需求变化，个性化的消费及多样化的消费逐渐形成了发展趋势，充分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就显得比较重要，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农业的需求变化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是比较重要的特征体现。在品种的结构方面，由于城乡居民对小麦、大米等粮食类产品的消费比较稳定，对于水产品及肉类产品等产品需求比较旺盛，这就使农业发展的需求结构逐步发生了变化。而从质量水平的角度分析来看，由于受到不同消费需求的变化影响，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农产品的需求表现了差异性的分层态势［3］。当前我国居民在农产品的需求方面已经跨越了满足数量需求的阶段，进入到了数量质量安全并重的新发展时期。2.3农业经营方式的趋势性变化。农业发展趋势性变化中，经营方式的趋势性变化表现比较突出，主要是在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流通上，在这里涉及到了生产力及生产管理。农业生产上主要表现在生产主体的变化。过去是小规模分散经营，而现在是新型的经营主体和分散承包农户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农业生产在当前进入了规模化、商品化和集约化的发展阶段。而从农产品的流通层面来看，过去是田间到餐桌，实物形态的农产品流通模式是主要的表现形式；随着当前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产品的流通已经实现了虚拟化的发展目标［4］。其中，冷链物流的流通模式是重要方式之一，在各类产销对接形式上比较突出。电子商务平台的应用下，使得农业经营方式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机械化+现代科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模式类型，大大提高了经营效率。2.4农业调控行为趋势性变化。大力发展农业是基本国策，面对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对农业的发展从政策上进行优化就更为重要。在全面改革的深化实施下，我国已经打破了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作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样就促使农民成为了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市场机制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更为显著。新的发展时期，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从政策上对农业、农民都提供了相应补贴，逐渐构建了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环境下，政府在农业发展方面已经开始给予更多的支持政策，简政放权激发市场的发展活力，在政府的引导下社会中更多资金融入到农业发展中，放宽了农业准入门槛，这样在市场机制的有效调控下，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5农业供给模式趋势性变化。农业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供给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过去的农业供给模式主要是聚焦国内的市场及资源。在粮棉油糖及畜牧水产方面都要求有尽可能高的自给率。自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供给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将国内和国际作为重要的供给发展模式，两种资源的供给模式的发展特征愈来愈明显化，进口的农产品数量逐渐增多。数据显示，我国在国际贸易合作下，相当于利用了国际耕地44万hm2来生产粮食、棉花等作物，近些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数据得到了进一步增长［5］。在坚持口粮绝对安全以及与国情相结合的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国内紧缺型农产品的进口及农业走出去的步伐。从整体上来看，农业供给模式的趋势性变化已经愈来愈明显。
3结语
通过对新常态下农业发展趋势性变化的研究，能够对实际农业发展的理论深化有促进作用，为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希望通过此次的理论研究，有助于农业的发展。
作者:陈家友 单位:建始县农业局
参考文献
［1］张红宇.把握新常态下农业发展的趋势性变化［J］.农业知识（瓜果菜），2015（14）：1.
［2］张志栋.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饲料粮市场供需形势分析与展望［J］.业，2017（2）：13-15.
［3］简真瑜.把握新常态下农村流通的六个变化［J］.决策导刊，2015（6）：10-12.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2
关键词：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量化评价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81-05
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是指某一时空尺度范围的农业企业系统，在现有的技术经济和确保生态系统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的条件下，拥有的自然资源所能支持的具有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包括经济活动强度）。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可分为支持层和压力层两个部分：支持层包括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压力层指农业企业社会经济活动对支持层的胁迫，包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支持层又可分为两层，下层为生态系统的弹性力，是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上层为资源承载力与环境承载能力，是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要深入研究农业企业的生态承载能力，就必须对其进行定量评价。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定量评价的内容包括农业企业生态弹性力、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在定量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可通过综合分析和趋势分析对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做进一步研究。
一、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的定量评价
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状况用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度来表示。根据对农业企业生态弹性力的研究可知，农业企业生态弹性力的大小与其弹性强度和弹性限度有关，弹性强度和弹性限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农业企业地貌、农业企业气候、农业企业植被及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互补协调能力等。因此，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的计算公式可参照一般区域的生态系统弹性力计算公式，定义其具体表达形式为：
El=λ・ （1）
式中，El为生态弹性度，λ为调节系数，H为景观多样性指数，V为植被指数，c1c2分别为农业企业气温与降水量的年变率。其中景观多样性指数和植被指数表示农业企业地貌及覆被状况，气温和降水量的年变率表示了农业企业的气候状况。且Hi=-ρklog2ρk，这里m为景观单元类型项目，对农业企业来说，景观单元类型可与用地结构联系起来，ρk为第k景观单元类型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二、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定量评价
对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定量评价的方法是采用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各影响因素建立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内容包括指标体系的建立，数据的处理，权重系数的确定和具体评价方法的选择等。数据的处理包括对缺失原始数据的预测及原始数据的无量纲化，权重系数通常用层次分析法（AHP）得到，以下对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评价方法的选择进行讨论[1～2]。
（一）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直接关系到量化结论的正确性，对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应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目标，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单要素承载力为基础，具体的指标体系可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和分指标层。准则层包括资源承载条件和环境承载条件两个方面，资源承载力选择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作为评价指标，环境承载力以大气环境、水环境和土壤环境作为评判指标[3]。其具体的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表1给出的指标体系是针对农业企业普遍情况而言的，对特定情况可根据具体目标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指标，对单项指标或因子的选择同样应根据评价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二）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的确定
由于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不多，相关评价标准的确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采用矢量投影法对其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用评价对象在理想对象上的投影距离表示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其方法原理如下。
设评价问题的评价对象集为X={X1，X2，∧，Xn}，对象集可以是一组不同的农业企业，也可以是同一个农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指标集为K={K1，K2，∧，Kn}，评价对象Xi对指标Kj的属性值（指标值）记为rij（i=1，2，∧，m；j=1，2，∧，n），矩阵R=（rij）m×n表示评价集X对指标集K的属性矩阵或称评价矩阵。经无量纲处理后，由Zij构成的评价矩阵为Z=（Zij）m×n。定义由各评价指标的理想值Z*
j=max{Zij}构成的评价对象为理想评价对象，用A*表示。
在加权向量W的作用下，构造增广型加权规范化评价矩阵：
C=[A1
A2
M
AN
A*][w1z11 w2z22 ∧ wmz1m
w1z21 w2z22 ∧ wmz2m
M M M M
w1zn1 w2zn2 ∧ wmznm
w1z*
1 w2z*
2 ∧ wmz*
n] （2）
如果将每个决策目标看作为一个行向量（矢量），矢量模为该行向量的大小，矢量的模为：
Mj=||Aj||=[ [wizij]2] （3）
矢量的方向为与向量A*成一定的角度，其夹角的余弦为：
dj== j=1，2，∧，n （4）
则每个评价对象Ai在理想对象A*上的投影为：
Yj=Mjdj=[ [wizij]2] ・=zijwi2
[ wi2] =zijwi2 [ wi2] （5）
可以用投影值Yi作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数，很显然，0
三、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定量评价
对于不同的承载对象与压力，压力指数的表达模式不同。但对农业企业复合生态系统而言，由于它是人类生态系统，其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企业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越快，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越大，生活质量要求越高，压力也越大[5～6]。所以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指数可通过农业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增长速率来反映。为此定义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指数表达式为：
KPI=PecoWeco+PsocWsoc （6）
式中，KPI为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指数；Peco、Psoc分别表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农业企业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具体评价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相应的衡量指标；Weco、Wsoc分别为经济和社会压力要素相应的权重值[7～8]。
四、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实证研究
根据以上所述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定量评价方法，对某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然后，通过对其2001―2012年评价研究结果数据进行拟合来研究农业企业的生态承载状况及发展趋势。
（一）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生态承载力变化趋势拟合结果
通过拟合可得到研究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3个层次的拟合函数形式及变化趋势图。
1.研究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变化趋势的拟合函数形式为：
C1（t）=0.0078t3-0.1553t2+0.8174t-0.1079 （7）
式中，C1（t）为第t年研究农业企业生态弹性力；t表示时间，t=1表示1990年，t=2表示2002年，依次类推。研究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见图1）。
2.研究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化趋势的拟合函数形式为：
C2（t）=0.0004t3+0.0172t2-0.1802t+0.9102 （8）
式中，C2（t）为第t年研究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值，t的含义同公式（7）。研究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见图2）。
3.研究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变化趋势的拟合函数形式为：
C3（t）=0.0005t3-0.0525t2+0.8658t-0.0579 （9）
式中，C3（t）为第t年研究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指数，t的含义同公式（7）。研究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指数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见图3）。
（二）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实证研究结论
1.研究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各层次发展趋势分析。从研究结果看，研究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波动比较强烈，具有明显的脆弱特征，说明农业企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差[9～10]；通过上页图1可以看出其发展总趋势，生态弹性力值2004年前后最大，然后开始下降，2010年前后其发展趋势开始由下降转变为上升，说明了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弹性力正在向健康的趋势演化。研究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趋势与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不同（见上页图2），2001年后就处于下降趋势，直到2008年前后开始缓慢上升，向着健康的趋势发展。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层的拟合曲线（见图3），其趋势为2001―2007年间迅速上升，2007―2009年上升趋势迅速变缓，2012年以后稍有下降趋势，对农业企业生态系统的压力开始减小。
2.研究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各层次相互关系分析。农业企业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单纯考虑速度的发展，会使农业企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对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造成破坏，从研究农业企业生态承载力各层次评价结论来看也确实如此。研究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压力指数2001―2007年七年间迅速增加，而2007―2012年六年间增长缓慢，说明在2007年以前生态系统的压力对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影响较大，而2007年以后影响逐渐减弱，从研究农业企业2009―2012年生态系统弹性力趋势（见上页图1）和研究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趋势（见上页图2）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农业企业生态弹性力在2009年后开始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力在2008年以后也处于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研究农业企业2001―2012年生态系统弹性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化趋势的相互关系看，尽管2010年后总趋势都开始上升，但总的发展趋势有所差异。即生态系统弹性力的变化关系2001年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开始下降，2009―2010年之间达到最小然后开始逐步上升；而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则表现为从2001年开始就处于下降趋势，2008年以后开始上升。分析其原因可以认为，一方面，农业企业生态系统弹性力的发展同资源环境承载的变化相比有一定的滞后性，变化比较缓慢，其变化趋势总是落后于农业企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另一方面，生态系统破坏了以后不容易恢复，弹性力比较脆弱，因此在农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更要重视对农业企业生态弹性力的关注。
总之，通过对农业企业生态系统承载力各层次的发展趋势及层次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得到农业企业复合生态系统特征及演变状态的有关信息，为促进农业企业生态环境的调控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 高吉喜.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生态承载力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2] 冉对宏.经济开发活动下典型脆弱生态区的动态变化及其调控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0.
[3] 谢家平，孔令丞.基于循环经济的工业园区生态化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4] 蒋婷，赵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模型[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0）.
[5] 梁嘉骅.企业生态与企业发展：企业竞争对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6] 陈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模与评价[D].石家庄：河北工业大学，2002.
[7] Odum H T，Odum E C.Ecology and economy：“Emergy”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in texas[A].Lyndon B.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Texa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Policy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Number 78[C].Austin：Board of Regent，The University of Texas，
1987.163-171.
[8] Doherty S J.Policy Perspectives on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Papua New Guinea Using Techniques of Emergy Analysis[A].Masters Project
Paper，Dept.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C].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Center for Wetlands，1990.72.
[9] Doberty S T，Brown M T，Murphy R C，et al.Emergy Synthesis Perspectiv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ublc Policy Option for Papua
New Guinea [A].Final Report to the Cousteau Society [C].Gainesville，Fl：Center for Wetlands and Water Resources，Univ.FL.，1993.182.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3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发展趋势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在开展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依然是以传统的管理方式为主，并没有采取先进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和方法。这就导致我国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无法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对农业经济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当前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现状
1.无法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目前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无法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主要是因为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复杂性。我国没有针对农业经济发展和管理建立相应和配套的管理体制，农业经济管理与我国目前农业的发展相脱节。无法对农业的整体发展进行指导，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2.管理人员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了解不够。目前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以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进行农业经济管理，一些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对于我国出台的相应农业经济管理法规和制度并没有足够重视，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整体效果，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的整体技术存在不足。我国目前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管理技术存在诸多不足。在进行农业经济与管理的过程中，往往是以传统的管理技术和方式进行管理，缺乏对于现代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这就导致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效率低下，无法达到农业经济管理应达到的效果。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整体发展趋势
1.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管理模式是农业经济管理的整体发展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农业经济管理理念已经渗透到了农业经济以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要想促进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就需要通过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来对农业的整体发展进行管理，要重视农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改变原有的农业经济管理和发展模式。
2.信息化的管理技术。在进行农业管理的过程中信息化的管理技术能够大大提升农业管理的整体效率，同时能够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更加有效和便捷的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如果将信息化的管理技术深入到农业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当中，就能够将目前的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促进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
3.产业化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发展途径。通过产业化的发展机制能够使我能农业经济发展，达到更高的市场化程度。同时通过农业经济的产业化发展能够实现农业产品的标准化，提升农业产品的整体质量，使我国的农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创新性的体制管理。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只有进行不断的创新才能够适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如果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和发展制度，就能够保证我国农业的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各种高新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经济战略结构的调整，培养大量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促进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
三、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的建议
1.重视农业经济的管理与发展。要想提升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整体质量，首先要重视农业经济的管理与发展。我国的相关农业发展部门应当针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和发展的现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同时应当出台相应的农业经济管理政策，定期地进行农业经济教育和培训，让农业经济的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2.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通过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能够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进行有效的指导，能够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转变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理念，促进农业结构的转型。能够对我国目前的农产品进行深度的加工，促进我国农业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应当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整体创新能力，以先进的农业发展技术来推动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
3.充分保障农民的整体利益。在开展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农民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我国相关部门在开展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要能够调节各方面的矛盾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防止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出现和不作为的现象。同时政府部门应当转变自身的职能建设服务型的政府，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
4.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要想达到更好的农业发展效果就要在进行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这就要求我国的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于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水平，让农业科技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运用到我国农业发展实际当中去。通过农业科技创新能够大大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满足人们群众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更好地促进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想提升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整体发展水平。就需要在开展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重视农业经济的管理与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充分保障农民的整体利益，促进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农业经济发展的利益最大化，促进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金英.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13）.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4
关键词：东盟；农产品；贸易结构；发展趋势
一、引言
2002年11月2日中国与东盟秘书处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秘书处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四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在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交流、农业实用技术示范与推广、农产品商贸促进等四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5年底，开展了13个农业技术交流项目，实施了13个小型农业技术示范推广项目，以及5个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特别是2005年举办的第二届10＋3果品企业家圆桌会议上，签订了果品贸易合同38个，协议贸易量14.31万吨，贸易额7.52亿元人民币。2005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全面启动，双方贸易往来发展迅猛，贸易额达782.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42.9％，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提升至9.2％，东盟已连续16年成为我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在自由贸易区计划下，双方共有6000项产品的关税有待废除，而第一批相当于总数1/10的产品是农产品，这将进一步促进双边农业领域的合作(李先德，2006)。
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农业被确定为新世纪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五大重点领域之一，基于农业在中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中的重要位置，双方始终都将农产品贸易作为开展合作的重点。然而近几年双方在农产品贸易上却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我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2004年的逆差额达15.9亿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75倍(胡铁华等，2006)，中国同东盟农产品贸易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年顺差2亿美元左右，发展到21世纪初的年逆差18多亿美元，而且呈继续扩大的趋势。从2000年开始，中国与东盟开始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此后贸易逆差不断拉大。这也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更好地提升和促进与东盟的双边贸易的发展。因此，对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总体特征的分析，及对贸易结构发展趋势的把握将是研究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基础。
二、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特征分析
如前所述，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除个别年份(1999年)外，总体上呈现出贸易额增长、出口产品多样化和贸易逆差不断拉大等特征。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孙林、李岳云，2003)，主要是由于中国和东盟的出口农产品产品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孙笑丹，2003a)，但在农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方面却有着不同的特征。
1．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市场结构特征
东盟是我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2004年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占农产品出口的8.83％，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份额，仅次于对日本和欧盟的出口而处于第三位，且十年来没发生变化。
从东盟内部来看，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国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不同。东盟10国中，除文莱和新加坡外，农业均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农业发展比较落后，尤其是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农业发展速度较慢，农业技术落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是我国农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国，这六个国家占中国一东盟农产品贸易总额的98％。同时。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三国在市场结构上存在很高的相似性，且市场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孙笑丹，2003b)。
2．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特征
随着中国与东盟商品贸易额的增长，农产品贸易额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在这种增长中我国出口的农产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表3可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东盟的四大类贸易农产品的比例关系变化不大。大宗农产品、可用于直接消费的农产品、园艺产品和加工后的中间产品的比例关系大体是26:34:26:14，虽然以可用于直接消费的农产品为主，但出口产品的集中度不明显，可用于直接消费的农产品所占比熏仅比大宗农产品和园艺产品高出8％。
可用于直接消费的农产品所占比重大幅度增长，由1987年11.18％，增加到2004年的33.71％，增幅达22.53％，年均增幅达1.26％；同期，加工后的中间产品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降幅达24.59％，年均降幅达1.37％。
由上述特征推断可知：出口的农产品比重上升的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果类、水产类)，东盟是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的重要伙伴，2005年中国出口东盟的蔬菜数量以及出口金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呈量价齐增趋势，其中蔬菜出口数量为133.13万吨，同比上升15.5％，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9.58％，出口金额5.81亿美元，同比增加24.05％，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2.96％(张吉国，2006)；出口的农产品比重下降的是属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谷物等)。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化趋势
1．农产品分类方法
为了分析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结构，需要对所有农产品进行分类。本文主要将采用王直在1997年对中国农产品的分类方法。他认为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四位数的数据，按照农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加工程度和用于直接消费的准备程度，可以将农产品分为四类：(1)大宗农产品(Bulk Commodi-ties)，此类商品包括粮食作物、含油种子(如花生仁、棉籽等)和天然纤维(如棉花、天然橡胶和没有加工的烟叶)；(2)加工后的中间产品(Processed Intermediate Products)，此类商品包括面粉、饲料、活动物、动物油脂和动物源性纤维(如羊毛)；(3)园艺产品(Horticulture Products)，此类产品主要包括新鲜水果、蔬菜和花卉等；(4)可用于直接消费的农产品(Consumer-Ready Products)，主要包括洗干净的蔬菜、鱼、水果及坚果，新鲜和冷冻后的肉、蛋、奶制品和加工好的肉、加工好的烟叶和饮料(Wang，1997)。具体农产品分类。
2．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化趋势
利用对农产品范围的界定以及分类方法，可以将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额分类汇总。
从中国与东盟双边农产品贸易额的变化(如表3所示)来看：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农产品总贸易额在1998年之前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仅在1996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在1998年之后却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下降，直到2002年才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并超过1997年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环境变化所致。
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数额的分类数据看，可直接用于消费的农产品和大宗农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加工后的中间产品和园艺产品，但是前两种产品所表现出来的年际间贸易波动程度也明显高于后两种产品。
从分类农产品的变化趋势来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的变化趋势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园艺产品除了在1997―1998年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以外，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上升趋势；加工后的中间产品除了在1998年出现了大幅增长以外，基本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大宗农产品和可直接用于消费的农产品表现出了很强的波动特征。在1995―1996年这段时间，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大宗农产品的贸易额从1994年的4.76亿美元下降到1995年的0.61亿美元，而在1996年又进一步下跌至0.18亿美元，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大宗农产品所占比重也从1994年的33.47％下降到1995年的4.26％，1996年又进一步下降为1.46％。同期可直接用于消费农产品的贸易额却从1994年的4.13亿美元上升到1995和1996年的8.49亿、8.05亿美元，其所占中国出口到东盟农产品贸易份额也相应地从1994年的29.03％上升到1995年的59.01％，进而在1996年达到了64.19％。从其他两类农产品的贸易额及其所占的比重来看，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据此，可以推断中国此时期内大宗农产品贸易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可直接用于消费的农产品贸易的进口需求增加所引起的，从而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的贸易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东盟已成为中国农产品重要出口市场之一，近年来开始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而且规模仍不断扩大。
(2)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可直接用于消费的农产品在东盟国家最受欢迎，是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中比重最大的，近年来出现的此种产品份额的下降可能是由于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园艺产品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也表现出很强的发展潜力，1996―1998年出现微弱的下滑可能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滞后影响造成的，2001年园艺产品已经达到中国向东盟农产品总出口的第二位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3)从中国出口到东盟的四类农产品的关系来看，大宗农产品和可直接用于消费的农产品以及园艺产品和加工后的中间产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而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可直接用于消费的农产品和园艺产品，中国在今后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中应该更侧重于这两类农产品。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和东盟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说明了双方的农产品贸易既存在着互补，也存在着竞争。所以我国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造竞争力不强的农业部门，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业部门，进而优化我国出口农产品结构，更新生产技术，丰富农作物的种类，满足国内市场和出口的需要，争取在双边农产品贸易活动中提升出口比例。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5
1.1研究方法
1.1.1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可持续发展PRED系统的内涵和北京农业发展特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综合性和可获性原则，采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法构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4个子系统，共23项具体评价指标(表1)．由于各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其性质有正、负2类，缺乏可比性，利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解决各指标因量纲不同而难以汇总的问题，并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
1.1.2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1.1.3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选取为衡量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发展的协调程度，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弹性模型、离差模型、贴近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离差系数表示变量对其均值的相对离散程度，用系列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离差系数基础上构建的多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
1.2数据获取
2005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05］66)，首次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因此本文选取2004—2011年为研究期间，数据来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年鉴、农村年鉴，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分区县汇总资料中的相关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根据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的评价结果见表2．2.1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2.1.1农业劳动者素质提高是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单位资源人口承载水平和劳动力支撑水平．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212升至0.1221．如图1所示，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标中，郊区人口密度多年持续增大，导致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减小，单位农业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增大，郊区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农业劳动力占郊区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兼业化的结果，当前这一指标助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提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万人科技人员数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成为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指标．
2.1.2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经济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先进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2007—2009年间波动幅度明显(图2)．研究期间北京第一产业总产值增长1.8倍，但受当前北京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驱动影响，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近3个百分点，不及第三产业增速的一半，因此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正向拉动了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从2004—2011年整个期间看，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体系的正向指标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2007—2009年间，先是北京奥运会的连带效应，后有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之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北京农村旅游收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演化轨迹变动的重要因素．
2.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社会支撑和政策保障的稳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下行分别出现在2005、2008、2011年，如图3所示．研究期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体系中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公路密度、农村固定资产完成额等指标都保持稳步增长，市场需求、资金支持、设施保障等方面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比较稳定，是拉动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扬的主要驱动力．受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的比较劣势制约，农业收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率越来越低，而非农收益对增收的支撑缺乏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频繁波动，导致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轨迹偏弱震荡．
2.1.4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339增长到0.2729，在4个子系统中增幅最大，如图4所示．作为正向评价指标，郊区人均耕地面积受城市规模扩张挤压持续缩小，而森林覆盖率、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清洁能源普及率提高，成为驱动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因子．负向评价指标中，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减少，此后基本稳定;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年际波动显著，但呈减少趋势;节水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万元GDP农业用水量持续减少．3个指标在子系统评价中均发挥了拉升作用．7个评价指标中，农药施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清洁能源普及率、农业用水效率4个指标属于农业科技应用范畴，在资源环境本底难以重塑的前提下，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与空间分异
2.2.1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轨迹集成各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计算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图5)．研究期间综合指数变化呈稳步上升趋势，显现出北京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利用年度综合指数同比计算波动速率显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指数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个年度是平稳上升期．
2.2.2综合评价指数变化的县域分异北京主城区8区2县是市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以优质、高效、集约、精致为特点的都市农业发展重点地区．2011年农林牧副渔产值占北京市域比重达到96.8%．对比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图6)，2004年，综合评价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兴，末3位是顺义、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兴、顺义、通州3区的评价排名跃居前3，末3位集中在东北部山区．因此评价期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态势可以初步总结为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
2.3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变化和发展模式转变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衡量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发现，2004—2011年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协调度逐步优化(表3)．但由于4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增长轨迹和增速不同，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已经衍变．如图7所示，2004—2007年间，经济子系统是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口子系统逐步成为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农、惠农政策和投资力度加大，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成为重要辅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农业发展体系的最大差异在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资源环境子系统是4个支撑子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以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能量加快释放，支撑强度先后超过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子系统;到2011年，资源环境子系统已成为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系统．
3讨论
在北京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中，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并趋于多样化，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市场需求．虽然从生产规模上看，北京农业并不占优，但其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先进性是其他产区难以比拟的，因此，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是北京农业的最大优势．在北京都市农业快速发展中，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支撑强化趋于停滞状态不容忽视．人口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流失，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城乡收入差距，后者是诱发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的减少势必引发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后继无人，是北京都市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由于与其他城市产业竞争中农业在土地和资金利用效率上的明显劣势，以及北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一味追求生产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工业式”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遇到瓶颈，2008年前后综合评价指数的向上钝化就是较好验证．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节约化和环境友好化使北京农业发展重焕生机，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发展模式转变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形势，符合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积和农业用水量减少1/3．随着未来人口膨胀和产业发展，水土资源短缺和污染加剧的趋势难以扭转，都市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机械化和化学化，追求高产出和高效率，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瞄准都市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北京城市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应该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基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达到循环利用物质、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农药等有毒物质输入的目的，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23］．
4结论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6
关键词：林芝市;农户;投资结构;产出;TFP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57-03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中央基建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从这两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可以看出，农民增收问题依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方向，投资对促进农民增收也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促进农民增收需要从农民自身投资分析并采取相关措施尤为关键。作为农村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方面。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形势下，从投资因素分析农户增收是当前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激励促进农户增收的潜力逐渐释放殆尽，林芝市农户生产投资的积极性也逐渐减弱，农户收入也陷入低增速的增长困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农户增收提供了有力地支持，但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隐忧：尽管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其引导性的作用并不理想，农户投资依然增长乏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增收问题最终体现为农户投资结构研究问题。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研究农户投资结构一项重要指标。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此领域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在二战之后由Solow（1957）提出。经过Denison（1962）、Jorgenson（1995）和Henderson（2003）等人的拓展，全要素生产率成为较成熟的测算方法。而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研究投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相关研究成果。Fingleton（1999）在基于178个欧盟地区的数据，发现投资也是欧洲区域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李国平和田边裕认为，投资动机是影响日本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后，姚洋（2001）、张海洋（2005）、李胜文（2006）、刘巳洋（2008）、朱平芳（2003）和陈继勇（2008）等学者认为经济活动中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张改清（2004）、李谷成（2007）、（2012）等学者研究了农户投资结构分析，认为投资结构研究是三农问题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农户投资结构及全要素分解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可以发现从农户投资视角分析三农问题是今后关注热点之一，但相关研究尤显不足。一些研究，从区域视角看，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在区域尺度上，研究成果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不大。事实上，农户投资结构研究更多的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以时间序列数据、从不同的研究样本空间上分析农户投资结构的影响机理。
一、模型与方法
分析林芝市农户投资水平及其动态，估算农户产出效率（TFP），并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分析，需要采用、借鉴对比分析法以及Hsieh和Klenow（2009）提出的实证分析法。根据研究指标数据特征以及研究目的，本文拟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中的Tomqvist指数来计算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公式如下。
TFPGt=lnTFP t-lnTFP t-1=（lnQt-lnQt-1）-
（lnXti-lnXt-1i ） （1）
其中，TFPG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Q为产出，Xi为第i种投入要素，SXi为第i种投入要素成本占所有投入要素总成本的份额，t为时间。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12月课题组对林芝市米林县、林芝县、工布江达县、波密县共计120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112份。调查所涉及的被调查农户均按照随机原则选取。根据对比研究的需要，本文选择的价值指标以2009年数据作为基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表1列出了与研究有关的主要变量的统计量。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产出呈现小幅增长趋势。同时，除劳动力投入有所降低外，其他投入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三、农户投资结构分析
（一）农户投资①的来源结构
有效把握农户经济活动的实质，需要对农户投资的来源结构进行分析。因为投资的来源结构既是农户经济活动过程的结果与表现，也是农户投资变化的实现途径。林芝市农户投资总体上呈现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27.53%。其中，2011年和2013年农户投资速度增长较快，分别达到49.77%和32.78%。在农户总投资水平变化的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整体上看农户借贷资金占农户投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农户借贷资金占农户投资比例不高，平均占25.27%。其中，2010年农户借贷资金比重最低，仅为15.70%，而2013年到2014年出现了一个借贷高潮，分别达到30.47%和31.23%。从自有资金比重看，农户投资资金来源多年来仍以自有资金为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户的信贷观念发生一定的变化。
（二）农户投资的产业结构
本文研究的农户投资产业结构是指农户投资于农村中三大产业的数额及比例。近年来，农户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演变历程表明，农户对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农户对第一产业投资比例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农户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2009―2014年，农户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例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而对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则在25%左右徘徊。从农户对农村中三次产业投资结构可以看出，农村中第一产业仍是当前农户投资关注的重要方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投资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在注重农业投资的同时，也关注农村中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也说明，近年来林芝市农户出现了多元化经营的趋势。
（三）林芝市农户投资的性质结构
根据投资的性质构成，农户投资包括生产性投资②与非生产性投资。③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发现，当农户持有资金较少时，农户一般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当农户持有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投资的收益水平，则需要进行非生产性投资。由表4可以看到，2009―2014年农户生产性投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非生产性投资逐年下降。农户非生产性投资从2009年―2011年保持在50%以上，而从2012年开始，比重则低于50%。与此对应，农户生产性投资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从2012年开始，生产性投资比重超过非生产性投资。由此可以看出，林芝市农户持有资金处于较低水平时，非生产性投资居于主导地位;而农户持有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则重视生产性投资。这与国内其他省份农户投资研究的结论截然不同。另外，研究发现：农户生产与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重消费、轻生产”向“重生产、轻消费”趋势过渡。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户也越来越意识到了其自身在农业生产和农户增收中起主导作用，农户也愈发重视生产。
四、实证分析
根据公式（1）计算林芝市2009年―2013年农户产出增长率及增长来源如下表5。从TFP增长来看，增长呈倒S型增长趋势，即：除了2011年和2014年以外，其他年份非常糟糕，均为负增长，这与Jin（2002）和Hsu（2003）的研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即：一定时段内，TFP增长呈现先增长，后速度放缓，最后甚至为负值。进一步研究发现，TFP增长为正的农户受教育年限较长;调查样本点的微观农户TFP增长与当时林芝市整个农村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不一致。总体上看，林芝市处于三农问题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持续增长，而农户产出则处于发展的“瓶颈期”;受教育程度对微观农户的经营效益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
五、结论
林芝市农户投资从纵向看呈现上升趋势，从横向看增速也居于各地（市）前列。农户投资的资金来源也悄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农户投资资金来源仍以自有资金为主，但借贷资金比重则逐年上升;同时，农户的信贷观念发生一定的变化。近年来，农户对农村中的第一产业投资比例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农户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农户生产经营出现多元化倾向。2009―2014年农户生产性投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非生产性投资逐年下降。农户生产与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户也越来越重视生产。
利用全要率生产率指数法对2009―2014年间林芝市农户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非常不理想，多数年份都是负增长。在测算结果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为：2009―201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农户产出总体上起到反向影响作用。影响农户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田间管理方式相对落后以及劳动力素质偏低等。其中，田间管理方式相对落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影响短期效应最明显。劳动力素质偏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影响也具有短期效应。长期来看，受教育年限普遍偏低对农户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消极作用。受教育年限多少是影响农户产出全要素增长率增长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崔传斌.全要素生产率国外研究文献综述[J].未来与发展，2010（10）：97-101.
[2]，曾光.我国农副食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17个细分行业数据[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7（4）：179-184.
[3]李桦，姚顺波，郭亚军.不同退耕规模农户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36-45.
[4]李首涵，刘庆.财政农业科技投资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实证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5，28（1）：52-57.
[5]曾萍，吕迪伟.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回顾与展望[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6（6）：18-30.
[6]陈池波，谢升峰.解析农业投资不足的成因[J].农业经济问题，2012（1）：53-56.
[7]庄道元，曹建华，徐珍源，张文君.关于我国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理性的分析[J].经济论坛，2004（17）：109-110.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7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浙江省；经济；发展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必然发展趋势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下，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相继形成。在产业分布上，现代工业集中在城市，传统农业集中在农村，城市享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处在落后状态，由此形成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并存的区域“二元”社会结构，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差距越显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越明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到了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时候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上升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主题。
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发展的水平紧密相关。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发展上产生的差别，是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城乡分离和对立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归根到底靠社会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生产力发展达不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失衡就不可能消除，城乡关系的完全协调、融合也不可能实现。与过去比，我国城乡生产力均有迅猛的发展，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全面开放的今天，我国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城乡相互作用也日益加强，无论是传统的城市发展观还是传统的农村发展观，最终都将被现代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观所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和互为关联，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表明，城乡之间的分割、封闭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随着城乡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必将一点一滴地填平城乡之间存在的鸿沟，一步一步地缩小城乡之间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别。城乡从开放到协调，再到城乡融合即一体化，这乃势所必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无疑为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提供了新的的发展思路。按照这条发展思路顺势而上，我们就一定能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决定了我国城乡协调融合发展要走城乡一体化。
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3000美元门槛时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经济高速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从国际国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以下一些趋势和特点：
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前后发展阶段，一般经济保持了左右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日本、韩国分别保持了12年和11年的高增长。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此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保持在10%以上。人均GDP水平加快提高。研究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再从3000美元到4000美元，所用的时间逐渐缩短，而且较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提升的速度相对较快。因为，后起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借鉴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等手段来加快发展，形成所谓后发优势。
2、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从反映经济效益状况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看，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增长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变化轨迹，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人均GDP2000美元前，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进到入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而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开始显现。
3、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美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阶段，明显呈现出一产持续下降，二产稳中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超过50%，居三次产业之首。国内部分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也与国际经验趋向一致。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化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历程看，人均美元左右阶段，工业结构重心呈现出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的趋势。国内部分省市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
技术创新日趋活跃，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技术创新经历由引进为主到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产业也呈迅速发展趋势。城市化发展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当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为500美元和800美元、1000美元、1000美元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2.7%、60.1%、63.4%和65.8%
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是相当快的。外贸外资快速增长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出口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55~1970年间，日本进出口贸易一直以15%到20%的速度递增，确立了日本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支撑了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经济外向度提升很快。深圳尤为突出。
随着发展阶段的升级，各国普遍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加紧资本输出，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房轿车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国民核算年鉴》资料，对美国、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分析，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二是衣着类、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支出逐步下降，三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 教育等其他消费比重迅速上升。国内部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也与上述国际经验趋向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住房、轿车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联合国相关资料，人均GDP800到8000美元之间为房地产业的起步和快速上升阶段，只有当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以上时，房地产业才步入下降阶段。据北京统计应用研究所研究分析，人均GNP3000-5000美元之间，大部分国家的小汽车千人拥有水平为100辆左右，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小汽车的拥有量呈上升趋势，在人均GNP达到25000-30000美元之后，又出现下降。目前，国内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住房和轿车热销的势头。社会发展指标快速提高经济社会趋向协调发展。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
二、浙江省“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可达10％。根据国内外经济增长一般规律，今后5-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浙江省经济有望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到2020年，经济总量突破30000亿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
第三产业成主导，先进制造业基地建成。今后5-10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浙江省第一产业比重还将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从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比重上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一批钢铁、机械、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同时，培育形成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5-10年的努力，建成若干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高附加值特色产业为支柱，高度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消费奔向10万元级，城乡居民生活步入富裕。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将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为主的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消费能级将不断升级，从目前以家用设备为主的千元级、万元级的小康型消费，向以住房、家用轿车为主的10万元级的富裕型消费转变。
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预计到2020年，境外投资企业总数将超过6000家，基本建成国际营销体系和国际生产体系。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进出口贸易将继续快速增长，有望保持年均增长10%到20%。到2020年将接近40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110%。同时，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逐步向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利用外资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按目前发展态势，到2005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将进驻浙江省，形成内外资企业融合互动、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2020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为51.9%。但2003年已经达到53%。根据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对照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浙江省将逐渐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文明加速普及、城乡加速融合的发展阶段。
总之，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时，通常的规律是：开始高度重视并有能力反哺育农业农村的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整个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了，所以工业的发展不再需要农业再来提供资源和积累，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再依靠剥夺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进行扩张；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业从业人口开始迅速下降，比重基本上是在20%以下，农业增加值在整个GDP中的份额降到15%以下；与此同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文明以更快的速度向乡村辐射和传播。参照这些指标，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了，农业从业人口2008年底降到29%，城市化率按照五普己达到53%。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判断，“十一五”时期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将进入到黄金时期，省域内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将加速发展，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农村人口和产业快速集聚，乡村的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加速逼近城市化的目标点。
参考文献：
1、 曾晓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考与建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3期
2、 栾胜宽、肖珍武、张力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新长征2009年 第1期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8
关键词：工业化；比较劳动生产率；H-P滤波
0 前言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加快工业发展，推进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国内对工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分析，通过运用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理论、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及钱纳里工业化六阶段理论等，测定我国或某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二是研究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张培刚归类整理了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21）提出的影响经济发展的7种因素后提出，可以用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和企业创新管理才能等5种因素解释工业化的过程[1]。吕政（2003）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有以工业为主的第二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成为就业主体以及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等3项主要指标[2]。三是研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通过城镇化和工业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思路有：引导农民走城镇化道路[3]；选择城市发展高级化产业、农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双层分离式发展战略[4]；选择二元结构多元化战略，在先进与落后生产方式之间重点发展中间层次上的生产方式[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存在农村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及城市部门所构成的三元结构，主张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经济，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6， 7]。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注意到我国工业化的阶段划分、工业化程度分析以及以工业化为手段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问题，但如何发展工业化以及对工业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不多。本文试图站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构建工业化影响模型，对云南省1978～2009年的工业化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和评价。
1 云南省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1.1 指标选择及计算
某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用该产业产值的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的比值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Si=Ci/Li 公式 （1）
其中，Si为i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Ci为i产业的产值比重，Li为i产业劳动力比重。笔者从云南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获得1978～2009年云南省的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以及总从业人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然后，计算出1978～2009年的云南省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比重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进而，按公式（1）计算出1978～2009年的云南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值以及相应比值。计算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总体上，云南省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库兹涅茨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小于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大于1。
1.2 基于H-P 滤波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为清晰观察云南省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笔者将得到的数据进行H-P滤波。H-P滤波法由Hedrick and Prescott（1980）提出使用，最早应用于对经济周期的考察。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份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本文使用H-P滤波主要考察比较劳动生产率中的趋势成分，波动成分不予考虑。
表1 云南省1978～2009年三次比较劳动生产率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计算。
总体来看1978～2009年云南省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且呈下降趋势，2001～2009年处于较为较平稳阶段。这一方面说明，云南省工业发展力度不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力度不足，另一方面说明，农业科技的应用力度偏低（见图1）。云南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2000年之前先扬后抑，2000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进于1的水平（见图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1978～2000年云南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增，特别是90年代到达高峰期，主要由于1987～1997年是云南烟草加工业的迅猛增长时期，烟草加工对劳动力的吸收作用有限所致。2000年之后，云南省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
图1 S1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趋势图
图2 S2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趋势图
图3 S3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的趋势图
云南省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30多年来处于先抑后扬再抑的态势，从数值来讲，第三产业生产率水平比较理想。不过这种相对理想是基于第三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的基础上的。云南省第三产业总量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由于总量有限，第三产业尚未发挥吸收劳动力的带头作用（见图3）。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9
1．1研究区域概况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游之间(34。34．8’一40。43．4N’，110。14．6’一114。34．4’E1，总面积15．6万km2。该区总体上为山地高原地貌，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爽朗，冬季寒冷干燥，年降水量400～650rflnl，>10~C年积温3000~C-4000~C，太阳辐射4900～6000MJ／m。全省80％以上的土地为山地丘陵，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短缺。这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山西省主要种植有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薯类等粮食作物。1980-2008年的29年间，山西省粮食总产从1980年的685．7万t，增加到了2008年的1028万t，年均递增2．6％。而同期粮食播种面积则呈下降趋势，粮食播种面积从1980年的3．51×10hm下降到2008年的3．11×10hm2，年均递减0．61％。近年来，山西省农业机械、水利、电力发展较快，有效灌溉面积有所增加，化肥及农药的用量增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2研究方法
通过调查测算和文献搜索，获得1980---2008年的29年问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中有关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等的基础资料；根据上述资料计算各种来源的能值投入和不同的能值产出，并按照不同类别的资源进行归类，制作系统能值投入产出分析表；在能值投入产出分析表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态系统能值指标体系；评价自然环境资源和经济活动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贡献和作用，探求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化的基本规律。本研究的原始数据主要源于山西统计年鉴(山西省统计局，1981、1986、1991、1996、2001、2002、2006、2009)、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1981、1986、1991、1996、2001、2006、2009)，部分数据来自笔者的实地抽样调查，能量折算系数参考《简明农机手册》[51及骆世明等睁1的研究结果，能值转换率(基于新的全球能值基准)和计算方法参照Odumt】，Brownt“1，Bran&．Williamst及Campbellt”等的相关文献。
2结果与分析
2．1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主要年份能值分析表
应用能值理论及分析方法，对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各种生态流1980-2008年历年的能值输入量及能值输出量进行了分析计算(具体过程略)，最后得出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主要能值指标汇总表(表1)。
2．2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能值总量变动趋势
从能值总量分析(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29年中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的年总能值使用量基本上呈平缓增加的趋势，由1980年的1．03×10sej增长为2008年的1．11×10∞sej，2008年仅比1980年增长了9％，但年总能值产出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由1980年的3．33×10sej增长为2008年的9．36×10sei，增长了185％，这说明29年中山西省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同时山西省的农业生产效率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即在能值投入总量基本相同的前提下获得了更多的能值产出。根据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基本原理及系统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推断，系统的产出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是系统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农业生产效率之所以提高的原因，必然是由于农业生态系统能值投入结构及能值产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2．3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能值投入结构变动趋势
农业生态系统能值投入由可更新环境能值、不可更新环境能值、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及可更新有机能值4部分构成。从能值投入的角度看，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由于农业生态系统能值投入结构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显著增加，而可更新有机能值投入量有所下降。可以认为是这种变化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由能值投入结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从198o__2008年的29年中，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主要是电力、化肥、机械、农药等)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由1980年的1．11X10sej增长为2008年的2．17x10sej，增长了143％。伴随着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的增加，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可更新有机能值呈现平缓减少的趋势()。可更新有机能值在总能值投入里占主导地位，主要包括人力、畜力、有机肥、种子等投入，其中人类劳动力比重最大。从1980---2008年，可更新有机能值投入量有所下降，由8．12x10sej下降为7．53x10sej，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离农业系统引起的，这是国家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结果，但劳动力转移幅度并不大，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由1980年的702．58万人减少为2008年的638。9万人，29年里仅减少了不到1／10(9％)。由于劳动力能值的减少抵消了部分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的增加，因此，总能值使用量增加的趋势表现为平缓状态，但实际上内部已经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总体来看，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趋向增加，可更新有机能值趋向减少，这对目前的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来说是一个良好的趋势，它意味着落后的农业手工劳动生产方式正在被先进的工业化手段所取代，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劳动力能值和工业辅助能值的搭配正在趋于合理化，从而促进了系统整体效率的提高。山西省的总环境能值投入所占总能值投入比重较小，平均值为11．28％。由能值投入结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29年中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呈平缓增加的趋势，由1980年的9．47×10。sei增长为2008年的1．26x10sej，这主要是由于林地草地面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导致的，是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实施的结果。与此相对应，不可更新环境能值(主要是表土层损失)在2000年后呈现稳中有降的变动趋势()，说明自2000年起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在一定程度遏制了水土流失面积的扩大，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从能值投入结构变动趋势(表1)还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后，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的投入已经超过了总环境能值的投入，且超出的幅度越来越大，到2008年，总环境能值的投入为1．42x10sej，而不可更新工业辅助能值的投入为2．17x10控sej，后者是前者的1．6倍。这说明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工业辅助能值(主要是电力、化肥、机械、农药等)的投入，如果没有工业辅助能值的支撑，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的高效率将无法维持。
2．4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能值产出结构变动趋势
农业生态系统产业结构由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及渔业4部分构成。系统能值产出总量的大幅度增加与这4个组成部分的变动情况有重大关系。29年中种牧林渔的量比关系由1980年的76：20：4：0变化为2008年的40．7：55．7：3：0．6，其中，种植业和畜牧业的量比关系发生了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及表2)，种植业能值比重由75．98％降低到40．71％，畜牧业能值比重由20．45％增加到55．66％。这种结构性变化是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结果，也是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另一重要原因。从绝对量来看，种牧林渔4部分的能值产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畜牧业能值，畜牧业能值总量的增加对系统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了重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种植业能值比重虽然大幅降低，但是，29年中种植业能值绝对量仍然呈增长趋势，由1980年的2．53x10sej增长到2008年的3．81×10se{，增长了66％。结合经济分析的结果，29年中山西省种植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很大，单产的提高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这是系统整体运行效率提高的结果，与能值投入结构的优化有重大关系。从能值产出结构变动趋势图()可以看出，1980---1990年，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种植业能值产出呈大幅增长趋势，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业生产力得到释放，粮食产量得到大幅提高的时期。之后的l8年中，种植业能值呈现小幅波动状态，提高幅度不大，好象受到了某种阈值的限制。笔者认为这种限制来自于自然环境能值(土壤、水分、阳光等)投入的有限性及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有限性。自然环境能值投入的有限性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新的重大突破，则种植业能值产出很难再有显著的提高。能做的只是继续优化能值投入结构，并且在种植业结构上作一些合理的调整。从能值产出结构变动趋势(及表2)可以看出，1980---2008年，山西省畜牧业能值产出呈现出一路大幅攀升的趋势，由1980年的6．81×10sej迅猛增长到2008年的5-2l×l0sei，增长了665％。2005年以后畜牧业能值产出更是超过了种植业而跃居第1位，由此带动了整个系统能值产出的大幅提高，这是由于人民生活对肉奶蛋等畜产品需求的增加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牧业能值产出将来应该还会有大的增长，将继续发挥系统引擎的作用。山西省林业能值产出所占比重较小，从能值产出结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1980-2008年，山西省林业能值产出呈现不断小幅增加的趋势。林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苗圃等，林业能值产出主要来自有林地，而IlJ西省有林地仅占林地总面积的53．36％，发展空间还很大。随着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进一步稳定实施，加之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继续实施，山西省的林业能值产出应该还会有大的提高。山西省渔业能值产出比重最小，但增长的幅度比较大()。29年中，由1980年的1．09x10sej增长到2008年的5．86x10柏sej，增长了53倍。尽管如此，由于山西省鱼类养殖只能在黄河沿岸等少数区域进行，受自然条件制约，对系统能值总产出的贡献不会很大。
2．5能值投资率变动趋势
能值投资率是指经济反馈能值(购买能值)与自然环境资源输入生产过程的能值之比值。经济反馈能值来自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包括电力、机械、化肥、农药等各种生产资料所含的能值。经济反馈能值投入越大，则能值投资率越高，系统开发程度也越高，同时，系统生产成本也越高。反之，经济反馈能值投入过低，则环境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系统发展水平处于落后不发达状态。因此，农业系统要具有竞争力，必须遵循能值投入搭配原则，即高能质的经济反馈资源与低能质的环境资源须搭配适当。中国农业生态系统1998年的能值投资率是4．93E“】，意大利农业生态系统1989年的能值投资率是7．55t”】。从1980--2008年，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能值投资率从1．04上升到1．53(表1)，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山西省经济反馈能值投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与国内平均水平和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差距甚远。因此，对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来说，经济反馈能值投入不是过高，而是过低，这使农业资源得不到高效的利用，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以后应该继续增加对农业的经济投入，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2．6值产出率变动趋势
净能值产出率可以用来说明某一地区生产活动的能值利用效率。如果生产过程中产出的能值大于自经济社会投入的能值，则净能值产出率大于1，系统有能值盈余；反之，如果产出的能值小于自经济社会投入的能值，则净能值产出率小于1，系统有能值亏损。由表1可以看出，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呈不断提高的趋势，由1980年的O．36增加到2008年的0．96，说明随着能值投入结构的不断优化，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产出在不断提高，已经由能值严重亏损阶段走向能值收支基本平衡阶段，照此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希望出现一定的能值盈余，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净能值产出率也反映了系统在获得经济输入能值上是否具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Odum认为该值应在1—6之间，如果一个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小于1，则该系统的能值将不会增加；如果一个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小于另一个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那么该系统获得经济投资的机会和数额就会小于另一系统，从而降低该系统获得经济投入能值的竞争能力，最终会被净能值产出率高的系统所替代。目前，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在获得经济输入能值上显然处于劣势，改变这一劣势的途径在于进一步调整能值投入结构，提高农业现代化装备和技术。
2．7环境负载率变动趋势
29年间，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环境负载率呈现缓慢降低的趋势，由1980年的9．87降低到2008年的7．83(表1)。尽管如此，这一数值仍然较高(海南2．44，新疆5．23t”】，甘肃6．08E]，中国2．8t)，这主要是因为山西省在单位面积农用土地上投入了相对较多劳动力造成的。环境负载率越高，一方面表明系统在能值利用上的技术水平越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地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大；非常高的环境负载率意味着经济活动对当地的环境压力过大，甚至可能会超过生态系统维持其稳定性的临界值，引发生态危机。Odum声称，这个比率很像电路上的负荷，一个较大的比率数值表明在经济系统中存在高强度的能值利用，同时对环境系统保持着较大压力。环境负载率是对经济系统的一种警示，若系统长期处于较高的环境负载率，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功能退化或丧失。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环境负载率虽然较高，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浙江11．25E】，江苏23．16E。)相比，仍然不算太高，即增加农业投入的空间还很大。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环境负载率有所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山西省有1／3的未利用土地，29年来农业用地面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一定地增加，特别是林草地面积有所扩大，因而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有所增加。但是农业用地面积要继续扩大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剩余的未利用土地都属于难利用土地，因此，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环境负载率将会长期居高不下。解决的办法不是减少工业辅助能的投入，而是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
3讨论
1980--2008年，山西省农业生态系统的能值投入呈快速的增长趋势，其中源于经济系统的反馈能值的增长尤为明显。由于山西省的地质地貌、气候、生物、土壤等自然条件和人文要素，尤其是土地利用方面，都表现出过渡性和波动性特点，加之长期以来科学技术、资金投入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重要性认识的不足，导致了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旱涝灾害频繁、土地盐碱化、沙漠化和草地退化等问题目趋加重，环境资源能值投入呈现波动变化状态，从而影响着其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稳定性。1980-2008年，山西省总人口已经由1980年的2530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3410万人。快速的人口增长需要更多的营养食品，通过农业生产获取更多食物的能力依赖于耕地和各种形式的能量输入。随着对有限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山西省农业将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因此建设一个高效又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农业现在的发展趋势篇10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国农业；农业生产；农业气象
气候变化问题已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关注，气候变化无疑会对农业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中国，农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10亿多人口直接依赖农业生存。气候变化诱发的自然灾害等问题可能会使中国农业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相当脆弱。此外，人口增加、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更加剧了气候变化下中国农业的脆弱性。所以，气候变化将使中国农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光资源的影响
中国总辐射量在20世纪60―80年代呈减少趋势，90年代后有所回升，但总体呈下降势。1956―2002年间，全国平均年日照时数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变化趋于和缓，减少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华北和华东地区，黄土高原中东部下降也比较明显。辐射减少可能与火山喷发、城市和工矿业发展引起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有关，实际观测与数值模拟也表明气溶胶的增加导致直接辐射的降低，作物的光合有效辐射量随之减少，减少的趋势是渐缓的，冬小麦比水稻的减少趋势更明显。
2、气候变化对热量资源的影响
近50年，除四川东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略有下降外，全国大部地区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气温升高最显著的地区是华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气候生长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平均增长速率为每年0.16天。近47年，全国无霜冻期以每10年3.4天的气候倾向率延长。东北、西北积温增加明显。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以冬季的变暖最明显。区域分布为青藏高原增温最大，东北、西北、华北次大，其余地区则由东南向西北递增分布。CO2浓度增加越多对温度的影响就越大，温度升高幅度越明显。
3、气候变化对水分资源的影响
近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变化势不明显，但区域降水量变化波动较大，西部、华南降水呈增加趋势，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降水呈减少趋势。华北每10年减少20～40mm，华南与西南地区每10年增加20～60mm。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降水变化分布基本一致，年降水增加显著区域为华北、西北及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沿岸及其以南地区有小幅度增加。
温度升高，导致作物需水量发生变化。利用比较宏观和简化的内岛善兵卫公式发现温度升高对蒸发率的影响夏季大于冬季，北方大于南方。CO2倍增时，1月北方月蒸发率增加约 10%，南方增加4%；7月北方增加18%，南方增加约 10%。未来温度上升，在其他气象要素保持不变的情景下，华北地区不同作物的需水量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存在差异，其中冬小麦需水量增加最大，棉花次之，夏玉米最小，业已紧张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规避极端气象和气候灾害风险，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气象观测年序列增长、气候变化或短期气候异常也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一个地区的农业气候资源，需要修改以往利用较少年数资料得到的气候资源的农业分析和区划结果；改变以往仅考虑热量和最低温时间来确定作物种植界线的做法，进而需要考虑气候变暖和变干的趋势给气候资源带来的影响。
1、优化我国农业种植制度
优化种植制度是适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且能立竿见影的技术手段。利用我国长时间序列的加密气象观测数据，分析我国以及我国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趋势，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当前气候变化和未来气候变化对光、热、水资源重新分布和农业气象灾害分布格局的影响，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热量资源增加、复种指数增加等优势，规避高温热害、干热风、干旱等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进而改进作物布局，科学的调整种植制度，趋利避害，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保证粮食生长的高产稳产。
2、调整作物种植结构（趋利避害）
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趋利避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而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例如甘肃近些年玉米及马铃薯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小麦播种面积有所下降，调整了作物种植比例而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而在洪灾多发的两湖平原，通过发展早熟早稻品种与迟熟晚稻组合搭配错开洪涝高峰期，部分实现了农业避洪减灾。可见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应该开展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作物种植结构研究，调整种植结构，研究和探索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种植结构，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抗灾能力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发高效灌溉和节水技术，扩大灌溉面积；强化综合防治气象灾害的工程设施建设，科学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增强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4、发展现代生物技术，选育抗逆品种
发展生物技术是重要的应对策略。选育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品种。要加强光合作用、生物固氮、生物技术、抗御逆境等生物控制技术开发，培育抗逆性强、高产优质的作物品种是最根本的适应性对策之一。然而作物育种周期较长，需要长期持续的研究推进。
参考文献：
[1]林而达，王厚煊，王京华等.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模拟[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
[2]顾益康，袁海平.中国农业安全问题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0，131（4）：53-57.
[3]马宗晋，高庆华.中国第四纪气候变化和未来北方干旱灾害分析[J].第四纪研究，2004，24（3）：245-251.
[4]钱维宏，符娇兰，张玮玮.近40年中国平均气候与极值气候变化的概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7，22（7）：673-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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